第230章 跨国集团

利益格局、利益规模的变动，决定它们的政策取向以及购买该项政策的支付意愿。而其他集团则僵化得多。同时，其行动能力、特别是联合行动能力是其他集团所很难企及的，这主要是由共同利益和商业机制决定的。

如霉国商会、全国制造业协会、霉国贸易紧急情况委员会、霉国外贸协会等早就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不需要再投人时间和精力以及人力资源来建立共同行动的基础。总体说来，这个集团在霉国对外政策上的取向是：对于霉国经济全球化持支持态度，对利润的追求甚至超越霉国的国家利益之上，他们用各种宣传工具动员民众相信自由贸易是霉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最优选择，但在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常常是以自身的利益代替了霉国的国家利益。

跨国企业集团对自由贸易的态度是1贯的。近百年来的历史也表明，霉国本土的这些企业和跨国贸易、全球化规则的制定密切相关，而霉国官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公司的推动所致。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霉国国内的大企业达到了其发展的1个高峰。门户开放政策就是这些企业准备在列强瓜分过的世界里分1杯羹的‘通知书’。但实际上也促进了自由贸易的成长，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多个国家和人民可以通过自由贸易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这种势头虽然被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所打断，但其所建立起来的自由贸易原则却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由国力‘独1档’的霉国推动而成为世界经济的普遍准则。

当代跨国公司在国际正治、经济领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晌力。这些企业在全球有太多的利益需要保护，因而往往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完善的全球化网络向国际关系领域渗透，卷入来源国与投资国的外交正治旋涡。

“国家官方之间、公司之间、官方与公司至间的3维外交构成了当代国家之间交往的特征，甚至联合国最终也要给非国家机构留出席位，否则，随着跨国公司的成倍增长，与联合国分庭抗礼的组织将拔地而起。根据1项未来的调查数据表明：截至21世纪第2个十年结束之际，全球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有200家的注册地是在霉国。

这些公司影响霉国外交政策，组织了庞大的游说力量为各自的海外利益辩护：“霉国国内500家最大企业，每1家大企业在华盛顿都有游说机构，仅福特汽车公司1家就雇用了40名专职游说员。不仅如此，这些大企业在许多具体同题上，还随时相互合作，结成同盟。

比如1996年，由ibm发起，1些大公司和工业团体参与，组成了加州美中关系联盟，以促进基层群众对华夏大6的了解，争取1劳永逸地解决对华最惠国待通问题”。

代表这些跨国公司利益的利益集团主要包括港岛霉国商会、霉国国际协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波音、at&t、ibm、ge等公司，其他工业团体、全美小麦种植者协会、北美谷物出口商协会、玩具商协会、电子行业协会、鞋批发与0售商协会，以及代表整个工商界声音的全国制造商协会和霉国商会等等。

上述组织的共同特点是希望温和程度的公众参与，促使公众支持开放式的贸易体系。

单就1个霉国电子行业协会在短时间内派出了13名代表在霉国国会进行游说，反对增加附加条件；同时发动大公司的ceo写信给国会，联系其他协会1起做国会的工作。作为1种组织性极强的社会力量，其声音比其他分散的社会群体传递得更远。

第2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以来，霉国经济持续增长，跨国公司的力量和利益也在同步扩张。这些超越国境限制的商业集团支配着庞大的实物资产和金融资本，其利益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客观上要求1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这种意愿使得跨国公司的行为与母国官方的意愿既相互1致又相互脱节！

当然，从资本的属性上来看，这些集团普遍把公司利益置于霉国国家利益之上。而且，学者张岸元认为，“从公司内部管理上看，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的价值目标也存在很大差异，当公司的价值目标与母国官府外交政策相1致时，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当两者不1致时，跨国公司追逐利润的行为就可能冲击本国外交政策。这时，要么官府通过行政手段改变跨国公司的行为；要么跨国公司通过游说改变官府的外交政策。”

跨国的工业--商业--金融集团更加依赖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而非霉国1个国家，因此在对外政策上往往具有较大弹性。